我想要什么？

陈头说，你要认清楚这个问题，也必须认清楚这个问题。

对于这样的命题，很遗憾，我的概念表述中只有一个粗鄙的框架，没有血肉，自然也谈不上灵魂。

陈头邀请我作这个对话，由于突如其来的采访，我爽约过两次。终于在一个休息日的上午，我来到了陈头的办公室，心里异常不安。窗口的浦江，不怎么干净，却也看出来人为的努力。陈头坚持要让我坐沙发，因为我是他的客人。从心底上而讲，眼前的师长是位可爱的尊者。

谈话转入正题，我对此的反应是，竭尽所能地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却发现时常语塞，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描述什么。困惑总能让人无比抑郁。于是，在多数的时间里，我还是扮演老本行，听者。

说实话，陈头的点拨和赐教非常有启发，至少能让我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没睡好，却也发现，每次静下心，总有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想要什么？一个无法简单概括的答案，或许没有答案。这也许应验了陈头的判断，年轻总会迷惘，希望的挥之不去更加重了迷惘，以及与迷惘一同到来的厚重的惆怅。

只不过，很多很多时候，很多很多机会，随着指缝中溜走的时间和对生活冷漠置之的态度以及混一天是一天的处世依赖而灰飞湮灭。

对于陈头的问题，我其实没法找到确切的答案。在原本以为自己都懂其实发现自己很空白，同时好友陆续离开上海而情绪低落的时候，给自己打个气。

以生活的态度善待现在的生活。

30岁之前看完应该看的书。决定接下来的3年不买车了，省下的钱外出游玩。

离开让人烦躁的网络，和老爹老娘多说说话。

还有，凡事要干脆，要快。找些两个世界的人的交集。

起码，能享受生活乐趣的同时，多对我们的星球有所了解。

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有所帮助。

还有一些。

积累。

过程。

，

 

 

5月15日的凤凰山机场很忙碌。空气里不停地淌着风，来自直升飞机的旋翼。起飞意味着希望，着陆则寓意着生命。在此期间，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对叶谦的家人来说，等待的过程已持续了3天。已安全回到湖南益阳的叶谦说，自己是新郎，但没有在蜜月的时候带给全家带来甜蜜，他几乎成了全家的“罪人”。

原因是，他和新婚夫妇在四川茂县的杳无音信了3天。

35岁的叶谦和妻子刘莉莎此行是度蜜月，5月8日从湖南出发，计划行程是15天，但在4天后，因为一场地震而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地震发生时，自己前往九寨沟的路上，”叶谦说，一场地震让新人的家人陷入了焦急。

在灾区的两天时间里，叶谦夫妇俩从旅游观光转为抗震救灾，有3天让这场蜜月变得具有特殊意义。 5月12日，地震后的首日。叶谦夫妇俩在剧烈颤动后，与游客作出了同一个决定：回到茂县县城。于是，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叶谦夫妇俩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但在地震巨大的破坏力下，县城也失去了人类聚居点的模样。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地震，让第一次让我觉得，活着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叶谦说，他在返回到故乡益阳后，在接受当地的电视台、电台采访时，反复地强调当时的视觉冲击带给自己的心灵震撼。

第一天在忐忑中度过，晚上飘起了雨，全城一片漆黑。

第二天，叶谦夫妇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是个游客。叶谦爱好户外运动，擅长搭建帐篷，妻子刘莉莎则是名医生。夫妇俩的爱好和职业身份首次在异乡回归。夫妇俩描述，这是人在灾难面前的本能反应，因为伤者需要更好的帮助，而他们的心也紧紧地和陌生面孔、陌生口音的同胞们联系在了一起。

于是，叶谦开始帮忙搭建帐篷，而刘莉莎则伺机护理病人，包扎伤口，只要听到病痛的呻吟，刘莉莎总喜欢循声前往。这一天，夫妇俩还是没睡着，但是并不觉得累。

5月14日，茂县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打通。这意味着夫妇俩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但夫妇俩最终留了下来。

“大批部队开始进入茂县灾区，”叶谦说，“灾区人民看到了救星，几乎是每有解放军战士跑到县城，就有老百姓拉着他们的手，救救他们吧。”

叶谦说，他可以搭帐篷，而刘莉莎说，她可以帮助战士们做稀饭。于是，夫妇俩再次留在了茂县。这一天，夫妇俩心里踏实多了。

5月15日，因为后方的补给未能完全供上，茂县的生活用品、食品开始短缺。考虑到道路交通已经恢复，当地的救援部门要求游客撤离县城，并予以疏散至安全处。

临走时，夫妇俩给当地的民政部门捐了200元

绕道黑水，九寨沟，夫妇俩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随后平安回到了湖南益阳。

叶谦昨天晚上告诉我，这一次蜜月，没觉得活下来是英雄，但很值，哪方面都值。

 

客观报道事实、追求事实真相是媒体的天职。因为“第一时间”的时效需要，便多了“一线”、“火线”、“特派”的字眼。
5月12日至今，一场世纪初的大地震引发了媒体间的追逐。国内外，白热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在地震中表现的勇气和所投入的职业精神一定会写入突发新闻的教材，并成为媒介运作和新闻策划等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良好素材。
也正因为有媒体的介入，受众才能远隔千里了解我们同胞正遭受的苦难，并随即产生了传播学意义上的能动效应，即受众采取各种方式支援灾区、收养孤儿、心理辅导等行为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但问题在于，这是一场灾难，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每天，地震中罹难者的统计数字都在上升，不幸的人有着各自的不幸。
对于媒体而言，不幸是素材，而对于哀伤的人们而言，不幸是伤痛的过去，甚至就在眼前。对真相的渴求和伤疤的撕裂，这是一对矛盾，也由此决定媒体的天职和良心需要有足够善意的表达空间和充满人性关怀的表达方式。在这场灾难中，无法等同于普通的媒体报道，注定是要媒体在追索真相的同时，寻求更大的社会责任，并给予报道对象个体的尊重。
于是，如履薄冰。毫无忌讳的刺激只能将受伤的人再次引向痛苦的深渊，追求痛哭流涕的提问方式只是种满足职务行为的狭隘偏见。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反对将灾难报道作为成就记者个人事业高峰的契机，也不想让灾区历险当作老记们见多识广的炫耀谈资。肩负数万人的生命，抚慰幸存者的伤口，对灾民的不舍不弃，这是新闻工作者来到灾区的本来目的和真实意义。
在灾区之一的理县期间，因为补给不足，我在灾区和返程路上带回了3瓶矿泉水，并在理县喝了一碗难民粥。暂时生活在帐篷里的灾民说，不能亏待远方来的客人，也因为地震没法好好招待，这足以让我深深的羞愧。我喝掉了其中的两瓶，剩下的一瓶在路上给了气象部门的专家。他们比我更需要
这些最基本的生存物资至少经历了长达8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她们充满生命，也将永远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我想，哪些见诸于报端、电视等让人感到神伤的地名，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看看淳朴的同胞们，看看将重新蕴育新生命的地方。
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PS:
5月22日，我回到成都。前线指挥部发来短消息提醒，内容大致是，采访儿童时建议求助心理学家，以免给灾区的儿童造成“二次伤害”。
这条短信收藏于此。

2008年5月16日
在成都某宾馆的早餐室里，北京某媒体记者从北川带了一个男孩在身边，一起住，一起耍。
男孩今年4岁，父母均在地震中遇难。这名记者说想看看来自4岁孩子眼中的美好世界，于是借给了男孩一部专业相机。
孩子穿着成人T恤，每按一次快门都使上了全身的力气，举起相机，然后高兴地看显示屏，全然没有哀伤。
面对孩子的镜头，每个人的反应是：微笑+谢谢！江西电视台的女记者不知何故突然掩面而泣，但孩子好奇地走到桌旁，女记者立即对着镜头一脸的灿烂，还没来得及擦拭泪水。
孩子们没有悲伤，因为孩子眼中的世界总是美好的。
假若失去了，我们有责任重新予以创造。
不舍不弃。

 

要是重新面对一场灾难，那需要持久的勇气。多日来睡得半生不熟便是一例。既牵挂，又躲避。梦中的场景很真实，甚至触手可及，我知道这将可能异乎寻常的难以忘记。
截肢、遭困、废墟掩埋的双手；哭泣、求救、逐渐冰冷的躯体。
余震、滑坡、泥石流、山体坍塌；丰水、决堤、堰塞湖、洪水上涨。
人的生命力和自然的残酷双双演就了悲剧。只不过，生命因为脆弱而多了些许悲壮。
在灾区的9天，心情复杂了9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种混杂着伤心、激动、幸福、不安、抑郁、无助、时而希望、时而无望的不良情绪还会继续下去。
回上海后，有好友对我进行了“心理干预”，感谢好友的支持，我想这段时间刚好可以用来安静安静。
有种观点认为，地震将重新构建80后一代的精神体系，这可以让未经历革命风雨，沐浴在改革开放春天下的80后理解爱的意义、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光辉。
我难以接受。地震对精神生活的影响并不单单局限在某一代人身上，况且地震或许远比文学作品有力量，但以生命为基础的构筑，同时无法独立于灾难以外，这代价未免太大。
这里有道听途说的两个志愿者的事例，讲述者为上海的一名志愿者，热衷于户外运动。按照这名志愿者的描述，一支多为年轻的医务工作者组成的8人志愿者队伍，从成都出发后徒步进入汶川，但在翻越一座山丘时发生意外，牺牲6人；另一支队伍在灾难发生后，也试图进入汶川，而队员为登山高手。试图强行为救援队伍打开一条通道，但14人中有12人掉落了水库。
“眼睁睁，”志愿者说，但接下来他再也没法往下说。整个翻山越岭的行程中，他背了25斤的急救医药用品，全套的登山装备，一路上看到了太多的东西。
事实上，尊严在灾难发生的同时就开始建立起来了。我也因此坚信，爱的意义、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光辉一直铭心刻骨的存在着，但她们的表达和维系同样需要我们的认同和不遗余力地追求，而不是通过一场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灾难而厚积薄发。
地震带来了大爱，带来了更多方向性的思考。深切哀悼死难的同胞，他们以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能够掂量出草率顽固冷漠孤僻。我们有理由感到悲伤，也有更多的理由值得庆幸。请原谅我们的过去。